法學教育中的女學生（1930年代─）

今日，在法律系的課堂上，常可見男女比例1：1的景象，顯示出法律不再只是專屬於男性的學問。不過，在70多年前，坐在臺下的女性，看到的是除了自己以外，其他人皆為男性的教室場景。

第一位接受法學教育的女性是洪吳繡進，於1933年進入臺北帝國大學（即日後的臺大），旁聽民法總則和行政法總論兩門課，但僅僅持續一學期就因家庭因素而結束。1945年之後，陸續有女學生進入各大學法律系就讀，但比例一直不高，直到1988年後才穩定地高於40％，自2002年起則攀升到50％以上。另一方面，女學生們在課堂上，面對的仍是以男性為多數的教師，一些長期為臺灣作育法律人才的老牌學校，如臺大、東吳、政大，即使到了近十年來，女性教授的人數比例仍在20％左右盤旋，遑論更早期的狀況。

不過，隨著女性接受法學教育的人數增長，其進入法律專業工作的比例也日益增高。許多女性的法界工作者，因為在律師或法官執業過程中，感受到性別不平等的現狀，開始集思廣益，針砭既有法律的缺失，並推動法律改革。但是，法學教育仍有許多值得改進之處。

多年來，法律系女學生的人數雖有增長，然而女教師的人數並未隨之增加，難免使學生們較容易吸收到，以男性教師經驗為主體的教學內容，或是女學生可能面臨到難以在男性教師的課堂中，找到自身定位的困境。法律系的課程向以教師演講，學生在臺下聽講做筆記的方式來進行，講授內容則以法條釋義為重心，強調其適用性與客觀性。

這種教學方式，相較於美國法學院強調競爭發言機會的蘇格拉底教學，也許反而對習於沈默的臺灣女學生更為友善，使其不會因為不擅發言，而蒙受挫折。然而另一方面，由教師宣講的上課方式，也容易使學生將其內容視為權威，而忽於批判就予以接受，或縱有疑問，也不敢與老師直接對話溝通。這種情形，對於啟發學生去挖掘法律中的性別不平等，是一個相當不利的因素。

所幸，隨著婦運的開展，許多曾在臺灣接受法律教育的女性，帶著性別意識負笈國外，並在歸國之後投入教師的行列當中，努力在法律學門裡，播下性別平等的種子。其勇於嘗試嶄新的教學內容與上課方式，並積極與各種性別、各個法領域的學者進行對話。這些將有助於落實法學教育中的「性別主流化」，致力建構一個「性別敏感」的法學教育場域。

陳昭如，〈在法學教育中實踐性別主流化──女性主義法律教學的議題與策略〉，《中國法學教育研究》，期69（2007年），頁64－8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