究竟是時勢造英雄，還是英雄創造時勢？這或許是個無解的問題。但當國家陷入戰爭危機之時，多數的個人無疑會變得極為渺小。因為一切的目標、生活與行動，均將導向是「為國家」、「為贏得最後勝利」。
1937年，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，中日戰爭因而開打，臺灣被迫納為支援戰爭的基地。值此之時，社會整體包括思想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等層面，都是總督府監督和動員的對象。學校由於是思想傳播的主要管道之一，也是年輕才俊匯聚之所，因此更是動員的重點，即使被視為是嬌弱的女性也不例外。
在愛國氛圍籠罩的校園裡，一切的教育都會變質。原本應該是上課的時間，女孩們卻拿著長刀，伴隨著軍用口令大聲吆喝；還有一批號稱是「銀輪部隊」，即將擔任傳令工作的女學生們，在田野間練習騎腳踏車；就連愉快的遠足，也成了帶有國防教育意涵的「長程步行」；原本繽紛的校園色彩，在換上新制服與移除花草、改種箆麻和蕃薯後，全都成了一片灰撲撲的卡其色。
此時，多數高女和職業學校的師生們，正在思考這個問題：我能夠為出征的士兵與國家做些什麼？各地的女學校，有如在比賽一般，不斷地動員學生從事「勤勞奉仕」（勞動服務）和慰問工作。例如中部的學校，努力編織飛機偽裝用的大型網；花蓮港女學生們，整天在佳里灣原野割草、或縫製抹布作為國防獻金；屏東高女前往當地屯駐部隊及出征士兵家中，進行慰問；花蓮高女組織「搏君一笑大會」，慰問軍人與遺族家庭；臺北第一高女為了製作軍用寢具包裝，由學生從家中攜帶百餘臺縫紉機，每天就踩著縫紉機工作等。
除此之外，製作慰問袋、千人針、慰問娃娃、慰問內衣、販賣抹布或手工造花以支持捐款活動等，更是家常便飯。時至太平洋戰爭開打，捐款及慰問活動日益盛行，女學生從事「勤勞奉仕」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為提供戰爭所需人力，學校縮短了修業年限。許多高女及家政女學校的畢業生，在時代氣氛的鼓吹下，以擔任看護、機場工作、從軍記者或紅十字會護士為夢想。同時有不少人因就學困難，不得不放棄升學計畫而進入職場，使得社會上的職業婦女大量增加。在戰爭時期無異於失學的學校生活，究竟在女學生們的青春年華中剝奪了什麼？又留下些什麼？歷史與青春都不能重來，戰爭留下的痕跡，將永難彌補。
鄭麗玲，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社會（1937－1945）──治安、社會教化、軍事動員〉，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4年。
蔡錦堂，《戰爭體制下的臺灣》，臺北：日創社文化，2006年。
竹中信子著、熊凱弟譯，《日治臺灣生活史：日本女人在臺灣．昭和篇．1926－1945年》，臺北：時報文化，2009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