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傳播媒體的渲染之下，1996年中臺禪寺集體剃度事件，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。這起剃度風波，起因於多數被剃度者全是高學歷的女性，她們的決心及價值觀轉變之快，令許多家長和教育者感到錯愕；而後廟方是否「放符」或「集體催眠」的推測，更引發社會的關注與討論。
的確，比起同樣在大專院校裡蓬勃發展的基督教校園團契，戰後臺灣佛教相當吸引女大學生，臺灣比丘尼人數之多與素質之高，不僅在佛教史上罕見，更是國際佛教社群中另一項臺灣奇蹟。她們在臺灣佛教界或社會界的活躍，深具典範性的意義。
1970年代以前，臺灣出家的尼眾常用「吃苦菜」來形容她們的出家生活。當時女尼們住在寺廟裡，長伴青燈古佛，生活困苦，隱遁且避世。但是，1981年以後，臺灣確有越來越多的高學歷女性出家，期待在宗教中提升生活的意義與價值，她們相信暫時割捨親情，轉而投注於一個更為偉大的事業，也是將自己貢獻給眾生的一種方式。
1884年，俗名李三枝的恆清法師，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，旋即在臺大哲學系任教，是此趨勢的最佳典範。現在，在許多國際會議上，常見具有博士學位的臺灣比丘尼發表論文，籌劃執行會議的比丘尼，則幹練地佩戴手機、麥克風，遙控整個會場的進行。她們也會定期在國父紀念館舉行講經法會，或手提電腦、傳真機、手機或書包，奔波於佛教出版社和校園之間。或是，在都會中比鄰公司行號設置道場，提供上班族學佛、習禪休憩心靈及素食餐點之地，比丘尼實已深入臺灣民眾的宗教生活。
不僅如此，臺灣許多具領袖特質的比丘尼，也展現了她們驚人的社會活動力，代表出家女性在臺灣佛教界中與日俱增的地位。目前法界、慈濟、佛光衛視三家電視頻道，即是由比丘尼策劃與主持的；除了第一位博士比丘尼恆清法師任教於臺灣大學之外，慧巖、依昱、依法、依空、見曄、見咸及昭慧等法師也分別任教於各大專院校；證嚴、曉雲和恆情法師則於醫學、理工、佛學各方面催生佛教大學的成立與茁壯；昭慧法師則善於運用犀利的筆鋒與靈活的組織動員能力，屢次成功抗議媒體對僧尼的刻板印象。
臺灣比丘尼的活躍，吸引外國佛教團體來臺取經，然而，促使臺灣女性出家的原因和動機是什麼？戰後，臺灣女性教育程度雖然提高，但社會地位並未相對提升，一般社會價值仍然認為女性的婚姻比事業更重要，在這樣刻板的性別角色期待之下，佛教既提供女性生活意義和事業契機，又有傳統的社會定位，自然容易吸引高學歷、事業發展受限的女性。加以臺灣社會頗尊重比丘尼，出家女性得以超越男尊女卑的性別界限，比一般婦女得到更多發言權和領導權，高學歷又可以補強她們在佛門內的地位，出家走入佛門，讓她們可以在面臨傳統性別意識與生涯期待有落差之處境中，取得平衡。
江燦騰，〈從齋姑到比丘尼：臺灣佛教女性出家的百年滄桑〉，《歷史月刊》，期105（1996年10月），頁22－32。
李玉珍，〈出家入世──戰後臺灣佛教女性僧侶生涯之變遷〉，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，《回顧老臺灣、展望新故鄉──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，2000年），頁409－441。
陳美華，〈另類典範──當代臺灣比丘尼的社會實踐〉，《佛學研究中心學報》，期7（2002年7月），頁295－340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