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臺，……帶來世界與中國的第一波婦運成果予臺灣婦女，……最明顯的表現，便是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，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不分種族、階級、宗教、男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，使得1970年代起，臺灣男人在反對蔣介石專制政權時，感覺到臺灣女權夠高了。」【李元貞】
是不是臺灣女人有了「憲法第七條」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理當感激涕零，不應該再搞什麼婦女運動？女、男若真平等，婦運人士又何苦「喚醒」（Awakening）女性自覺？
1982年，李元貞、曹愛蘭、鄭至慧、劉毓秀、尤美女等一群女性，以敏銳的觸角，察覺到父權社會背後隱藏的性別不平等，繼呂秀蓮「新女性主義」道路，創立「婦女新知雜誌社」，發行《婦女新知》月刊（英文刊名為Awakening），在黨外活動慘澹的戒嚴時期，以合法的雜誌社包裝，暗渡婦女運動。新知雜誌社草創的前五年，影響有限，民眾一聽到「男女平等」，做丈夫的總以為妻子要向他爭權，而女人則是害怕被冠上「恰北北」的大女人形象。
新知在當時雖然提出性騷擾、女工、娼妓等議題，卻被批評為「中產階級婦女所發的牢騷」。1980年代的新知，可以說是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，追求穩定發展，如定期出版刊物、穩固內部組織、吸收新成員、支持並聯合其他婦女團體。（例如晚晴協會、主婦聯盟、臺大婦女研究室）
1987年1月10日，新知聯合彩虹專案、臺灣人權協會、原住民等團體，發起「抗議販賣人口──關懷雛妓」華西街大遊行，首度將婦運推上街頭。同年7月15日，政府宣布解嚴，新知即刻在11月改組為「婦女新知基金會」，大張旗鼓推行婦運，首要爭取的便是平等的兩性工作權與民法親屬篇的修正。1988年1月10日，由新知、彩虹、婦援主導的婦女團體，舉辦了一場轟動全臺灣的「1988年救援雛妓大遊行」，戲劇性地扭轉傳媒對婦運以往負面報導，也打響了新知的名號。
走過萌芽期與轉變後的新知，在1990年代繼續與其他婦女團體攜手合作，為女性爭取權益不遺餘力，成果非凡：像是推動民法親屬篇修正，在1996年，立法院通過母親在離婚時，與父親平等享有孩子的監護權；督促政府重視婦女人身安全，1997年通過性侵害防制法；1997年推動教育部成立「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」；1998年通過「家庭暴力防制法」，讓丈夫毆打太太的惡行，不再被當做是旁人無可插手的家務事。
對婦運貢獻卓著的新知，卻在1997年因為公娼事件鬧家變，暴露出婦運人士間，分歧而無法一統的女性主義立場與策略。
留在新知的大老，為婦運開闢另一條「體制內改革」路線，然而選擇進入體制，是不是就能使政府大刀闊斧推動婦運？還是會因為妥協，而失去往昔在邊緣的戰鬥力？新知的未來，既令人矚目又期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