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來說，戰爭中男女角色的分工，男性多是上戰場奮勇禦敵，女性則在後方關照家園。但是女性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，真的只有這樣嗎？在清季臺灣發生許多的民變，其中最特別的是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的戴潮春事件，這場規模最大的民變中，卻難得出現婦女的身影與聲音。
在戴潮春事件的戰場上，女性不但沒有缺席，反倒驍勇於戰場、不讓鬚眉。例如陳弄的妻子「無毛招」，當陳弄想要降服官軍時，她主張全力抵抗，並親自引誘對方將領深入陣地。嚴辦的妻子「大腳甚」，時常英姿挺拔、威震八方的坐在鞍上；嘉義一戰中，勇猛善戰，雖被官兵擄獲，坐囚遊行示眾，遭瓦石丟擲，但她卻不吭一聲。廖談的妻子蔡邁娘，她告誡因戰敗想要降清的丈夫，千萬不可因戰敗而背盟毀信，應該奮勇殺敵。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肩扛起丈夫和兒子任務的鄭大柴妻子謝秀娘，和王新婦的母親，她們都不畏懼砲火，身為人先。這些婦女都相當出色，與男性並肩作戰，一點也不落人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群勇猛善戰、強悍的婦女們，展現走出家庭騁馳戰場的氣魄，甚至反抗精神比男性還強烈；但是，她們卻沒有受到正面的鼓勵，往往被視為狼子狠心，殺人如草的「人妖」和「逆婦」。
相較於驍勇於戰場上的女性，在這場民變中也有讓男性刮目相看的婦女。例如大甲城的節婦林氏（林春），面對敵方包圍大甲，屢次據浚道，以斷絕水源要求城民投降時，她卻三次出面祈禱求雨，於是天降甘霖，化解危機。林春至貞至孝的情操，獲得清朝表彰，在1831年（道光13年），准許建立坊表並入祠奉祀，於今日大甲鎮光明路與順天路口設立牌坊。還有一位拾字紙婦人「南嫂」，因為民兵擾民，挺身而出訓誡他們，遭到殺害，臨死前不畏縮，展現出烈婦的氣度。
從清代臺灣戴潮春民變中，婦女擺脫依附的模式和角色，表現剛強的形象，甚至比男性更勇猛過人。然而這樣的女性，因未能遵循禮教規範中男尊女卑的形象，得不到公允的評價，反成為「人妖」和「逆婦」，可以凸顯出女性角色的社會束縛。雖不能以此評論當時婦女的社會地位，但可以看出，移墾社會的婦女，除了兼具有賢妻良母的形象外，因為險惡、動盪的社會環境，還必須建立起捍衛家園的形象，不僅消極地在後方支持家中安定，也進一步積極的展開主動出擊的方式。誰說保衛家園是男性的工作，女性一樣可以披掛上陣，成為出色的英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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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慧珠，〈「萬生反」──十九世紀後期臺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〉，臺中：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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