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不舉子」大概是所有貧窮家庭最常面臨到的悲慘情事，因為種種因素無法撫養小孩，只好墮胎殺嬰。清治初期，臺灣一方面因為荒野未開，一方面因政府政策嚴禁移民攜眷渡臺，因此，雖然社會貧弱，棄嬰溺女的情形卻不多。乾隆年間，攜眷禁令解開後，加上闢地漸廣，移民又多來自福建廣東，逐漸出現原鄉的陋習。溺女風氣，不僅存在於一般的妻妾之間，連寡婦、姦婦也常見這種陋習。到了嘉慶年間，開始有士人作善文勸世，呼籲痛除惡習。
臺灣清代時期，一共設置了7所育嬰堂，分置嘉義、彰化、臺南、枋橋（今板橋）、艋舺、新竹、澎湖等地。其中，以1796年的嘉義育嬰堂年代最久，最晚設置的則是1880年澎湖的育嬰堂。除了枋橋一地的機構，名為保嬰局之外，其餘都稱為育嬰堂。基本上，清代各地以局為名者，相當少見，其中，局、堂不同的地方，在於救養方式。局以戶外救濟為主，因為還沒有固定場所，或者還未擴建，所以提供金錢在局外救養；堂則為建屋以後，始更名為育嬰堂，採戶內救濟為主，或者兼採戶內、戶外兩種方式。
臺灣育嬰堂的經費來源，可分為兩種，一是地方領袖或者士紳富商倡辦，形同私辦，另一則是由地方官倡導，官紳共議合捐、募款集資創設而成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創辦育嬰堂主要還是以民間力量為主。育嬰堂創設後，由創始人親任董事，其他主要職員除正、副董事外，設置醫生、堂役、供事、乳婦等人，以處理堂務。堂務大小事，由董事總責處理，通常聘僱20歲至30歲的年輕乳婦，親身乳育，以免乳婦本身無乳，卻冒領工食，或導致嬰兒瘦斃。
一般而言，救濟所有的棄嬰，只要拾撿棄嬰至育嬰堂，都會付給賞金。嬰兒的入堂資格，以嗷嗷待哺者為限，如果已經長大無須乳育，則不予受理。收養年限，雖然福建省多半限制為12歲，但臺灣情況特殊，往往有收養長達16年的例子；此外，育嬰堂有權處理其婚嫁。
清代臺灣其他社會救濟事業，開展的較早，多半是官辦事業，只有育嬰堂遲至嘉慶年間，且以地方領導人物為主力。這種現象，是因為初期臺灣男女比例懸殊，所以棄嬰較少，無須設置育嬰堂。換句話說，育嬰堂的出現，是收容因女性人口達到一定比例所產生的棄嬰。
以設置密度來看，1860年以後有越高的傾向。育嬰堂所收容的對象，幾乎全是女嬰，兼收容殘疾、廢病、聾啞幼兒。育嬰堂所收容的男嬰，大多為一般家庭所收養，女嬰則命運多舛，雖然規定不准轉賣女嬰為婢娼，但實際情形，卻常有視賣女為搖錢樹的惡俗，因此出現抱養女孩，以待年長時逼令為娼的現象。無論採戶外、戶內救養，女嬰都難逃轉養圖利的命運。
如果我們只注意到，臺灣育嬰堂「轉溺為棄」的宗旨，與臺灣社會救濟事業發展的關連性，那麼我們等於沒看到，臺灣女人在社會變遷中所受的磨難─當男女比例逐漸平衡，收容女性棄嬰的育嬰堂，開始增加的現象。這些貧家之女在呱呱落地後，隨即因階級、性別，而決定其一生坎坷的命運。
經典雜誌編著，《臺灣慈善四百年》，臺北：經典雜誌，2006年。
戴文鋒，〈育嬰堂與清代臺灣的兒童救濟事業〉，《臺灣史蹟源流研習會研究班論文集》（臺北：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，1990年），頁117－194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