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年《民生報》訪問國、高生，調查他們「想像中的母親職業」，其中，一個問題是「如果媽媽要參選民意代表，你覺得她最適合什麼類別？」許多學生的答案是里長，理由是，因為媽媽常在街頭巷弄與鄰居閒話家常，所以最適合當里長。不過，女性參政，不只在地方基層服務，甚至部分中央與政府機關的女性，其表現也相當出類拔萃。
臺灣日本時代，雖以同化為教育目的，但也灌輸解嚴後臺灣的新式思想，培植許多臺灣新女性。這群新女性，並不獨以賢妻良母為業，走出家庭，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，其中女民意代表就是「跨界」明顯的典型之一。中日戰後，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，歡欣重獲自由的寶島，出現了一群不讓鬚眉且著裙裝的娘子軍，闖蕩於向來是男性獨領風騷的政壇。這群為民喉舌的女民意代表，讓原本單一性別的政府、民意機關和公營事業機構，增添了「女性色彩」。
女民意代表的產生，來自於戰後《憲法》的實施，即規定男女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，享有選舉、罷免及應考試服公職的參政權。為了保障婦女的參政席次，特別設立婦女保障名額。因此在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中，女性因受婦女保障名額之賜，獲得一定的參政席次。
在戰後初期，女立法委員、女國大代表、女監察委員、女省議員、女市議員等紛紛出爐、問鼎政壇。其中熟為人知的，如女立法委員謝娥、女監察委員李緞、女省議員許世賢、林蔡素女，以及女國大代表鄭玉麗、林珠如等人。女性參選人的比例，也年年增加，且廣及各個階層、族群，讓女性在參政領域中，也可發揮她們的熱情與理想。
至2006年，女性民選公職人數及比例中，女立法委員47名（佔20.9%）、女縣市長2名（佔8.7%）、女縣議員234人（佔26％）。雖然離「兩性共治」的理想有些差距，但也顯示出，女民意代表多年來的努力與跨界的成果。
誰說女性缺乏理性，不能參與公共事務？誰說女性缺乏政治敏感度，只能關心家庭事務？誰說女性不具爆發力，只能溫柔婉約？這群女民意代表就是最好的示範，她們接受教育、走出家庭、外出就業、經濟獨立，突破社會對於女性角色與活動限於家庭私領域範疇的印象，參與公共事務、問鼎政壇，表現得相當亮眼。甚至女性候選人獲得的票數，也十分可觀，其支持率遠遠超越男性候選人。
近年來，臺灣民眾的民主觀念成長不少，女性參政的實力也逐漸增加，各級民意代表女性人數已超過保障名額數，且多不依賴保障名額當選。臺灣女性的參政權，如同是「天上掉下來的禮物」；不像西方婦女，為了參政權而帶動起婦女運動的浪潮。不過，由於這群女民意代表的努力，讓臺灣女性可以分享這禮物的美妙，也證明女性的才華與智慧可與男性並駕齊驅，毫不遜色！
李筱峰，《戰後臺灣初期的民意代表》，臺北：自立晚報出版社，1993年。
林倩如，〈威權體制下臺灣女性參政之研究──以女性省議員為例（1950－1987）〉，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3年。
郎裕憲、陳文俊編著，《中華民國選舉史》，臺北：中央選舉委員會，1987年。
梁雙蓮、朱浤源，〈從溫室到自立──臺灣女性省議員當選因素初探（1951－1989）〉，《解嚴後臺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1（1993年6月），頁91－124。
游鑑明訪問、吳美慧等紀錄，《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記錄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解嚴後臺灣史研究所，1994年。
顏玉如、婦權基金會編著，《臺灣婦女年鑑》，臺北：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，2007年。
